線上點單，教練上門提供定制化服務—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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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體育外賣”走紅 行業規范待厘清

“先來熱身運動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、二二三四五六七八……”晚上19時許，北京東城區某小區的空地上，體育教練小郭正帶著3名小學生開展體能訓練。

無需前往專業場館，動一動手指線上點單，就能讓專業教練上門提供定制化體育服務。如今，這種“體育外賣”已悄然成為不少學生家長和健身愛好者的新選擇。

行業專家認為，“體育外賣”打破了傳統體育鍛煉的場地和時間限制，讓運動融入日常，是體育服務走向便民化、精細化轉型的體現。未來，應進一步完善行業規范，推動業態健康發展。

體育培訓也能“叫外賣”

“孩子上了一天課，再折騰去體育培訓機構實在太累。教練上門不僅省了接送的功夫，孩子在熟悉的環境里也更放得開。”家住北京東城區的李女士現在已經是“體育外賣”的常客，她的孩子正在就讀小學二年級。為了打好體能基礎，以應對未來的體育考核，李女士和鄰居通過社交平臺“拼團”了一位上門體育教練。

“體育外賣”，即專業教練攜帶運動器材前往學員居住地周邊，利用小區空地、附近公園等場地，為其提供個性化、定制化的體育訓練服務。最新行業數據顯示，2024年我國青少年體能培訓市場同比增長127%，其中，上門服務占比高達41%。

隨著“上門體育”的熱度不斷攀升，不少體育專業的大學生、退役運動員也紛紛加入教練隊伍。李女士的授課教練小郭是北京體育大學體育教育專業的在讀研究生。“不耽誤學業的前提下，我基本每天都會上門兼職。”她告訴記者，客戶大多是像李女士這樣重視孩子體育成績的中小學家長，她的課程設計也注重趣味性和實用性。

像小郭這樣的大學生教練不在少數。“上門教練市場需求量大，我們又專業對口，學校有很多同學都在做這種兼職。既可以補貼學業，也能積累教學經驗。”小郭說。

相較于傳統體育培訓機構，上門服務雖沒有專業場館和大型器械，但勝在靈活便捷。小郭上課的背包里常備著彈力帶、標志盤等便攜教具，“小區空地、家里客廳都能成為訓練場，小朋友在熟悉的環境里更自如，反而能提升訓練配合度。”她表示。

多因素催熱“體育外賣”

“體育外賣”的走紅，還離不開青少年體育培訓剛需的集中釋放。據悉，北京市近年持續深化體育中考改革，不僅提升了體育科目在中考總分中的占比，還將有氧、力量、協調等多項素質納入考核范疇。

“中考體育改革后，大家都意識到孩子的體育得從小學抓起，班里不少家長都提前給孩子報了訓練課，進行體能訓練。”談及選擇“體育外賣”的初衷，李女士直言。

對于體育服務從業者而言，“體育外賣”則提供了一種成本更低、效率更高的運營思路。“無需租賃店面場地，不用交水電房租，主要的支出就是教練的課時費和必要的宣傳推廣費用，我們也能把更多資源放在教練的培訓和課程質量的提高上。”蘇州力勝體育機構負責人陳靈峰告訴記者。

除了青少年應試的體育訓練“剛需”，針對成年人的“體育外賣”也正在形成新的趨勢：針對健身人士的上門私教服務、指導熱身并陪伴全程的上門陪跑服務、養生與鍛煉兼備的上門八段錦、太極拳課程……

山西財經大學體育產業研究中心主任楊升平指出，“體育外賣”并非只屬于青少年賽道，術后康復、運動康復人群，以及有居家康養需求的老年人、有特殊運動需求的群體，甚至企業與社區的團體小班課，都是尚未被充分挖掘的潛力領域。

進一步規范行業發展

“‘體育外賣’打通了體育服務的‘最后一公里’，讓體育從專業競技轉變為全民參與的活動。”中國地質大學(北京)體育學院副教授劉明星告訴《工人日報》記者，這一模式既滿足了用戶的情感陪伴和社交需求，也實現了體育服務從專業場館到社區、家庭等多元場景的延伸。

“未來，體育產業將逐漸實現‘場景多元化’的轉變。‘輕資產上門服務’的模式也會帶動便攜式、可拆卸訓練器材的需求增長。”楊升平表示。

然而，“體育外賣”作為新興業態，也暗藏不少隱憂。“我們一般是一單一結，課后直接轉賬，不會簽書面的合同。”小郭告訴記者，當前不少做上門體育訓練的同行都是類似的模式。

有業內人士向記者透露，目前，市場上不少機構與教練的合作模式較為松散：機構派單、教練接單，雙方按照一定比例分成。部分機構僅和“資深教練”簽訂勞動合同，其他教練則以靈活用工形式合作，不簽署勞動合同。

“運動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風險，在這種松散的合作模式下，一旦發生意外，教練和機構、客戶之間的責任認定和糾紛處理都缺乏明確標準。”劉明星分析。

此外，體育訓練專業性較強，對教練資質的要求較高，而目前上門體育訓練的行業門檻較為模糊。“缺乏專業知識的用戶很難辨別教練的真實資質，容易出現從業者魚龍混雜的情況。”劉明星說，因此需盡快建立從業者資質認證體系和服務標準，明確服務流程與風險權責。

“消費者應有意識地查看教練的專業資格證書，如社會體育指導員證、體育教練員證、體育教師資格證等。”陳靈峰提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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